飞马软件与以色列网络间谍的伪装——高薪且无害的科技工作？

文/索菲亚·古德弗兰德（SophiaGoodfri）；译/龚思量

飞马（Pegasus）

上个月，曾在特拉维夫一家间谍软件公司工作的J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喝咖啡时告诉我：“在这里，整个伦理问题都被淡化了。”我问J，为什么在以色列的高科技生态系统中，似乎很少有人关心对NSO集团的新一轮批评。不愿透露姓名的J表示，这是一个文化问题：私人监控公司的大多数员工“会被各种条件吸引：工资、假期、很酷的工作氛围和办公室”。“在特拉维夫，这并不罕见，”他说，“你可能在向一家不尊重人权的公司出售软件，但人们不会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因为他们赚了很多钱，整天待在漂亮的办公室里工作。”

与许多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一样，NSO集团也是由8200网络部队的校友所创立的。该部队是负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监控的精英情报单位。几十年来，8200部队的行动一直都是保密的，直到2000至2010年中期，以色列的私营高科技部门登上了全球市场。那是“9·11”事件后监控国家的黎明，以色列的军事机构正在更新其经常被称赞的间谍能力，以满足数字时代的需求。以色列军方在网络安全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其对巴勒斯坦领土的监视促进了新形式的网络间谍活动实验。作为回应，以色列培养了一批IT专家，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军队经验移用到新兴的数字经济之中。

ShoshanaZuboff将这个时代描述为“监控资本主义”的黎明。这是一个全球科技巨头通过征用用户的数据，用于广告和他们自己的分析和编程，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时代。有时，科技公司会与政府分享这些数据，而政府则将国家监控的某些内容外包给谷歌等公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企业和国家监控之间的界限几乎变得难以分辨：科技平台产生了不受监管的用户行为数据库，政府经常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挖掘这些数据。通过这种方式，谷歌的某些程序员正在做与网络间谍公司的程序员相同的工作：跟踪用户并与出价最高的人分享他们的数据。

如今，这种文化也阻止了许多人去探究自己工作的道德含义。情报部门的退伍军人渴望获得六位数的起薪，把在军队学到的攻击性网络安全技能运用到私营部门。他们不太愿意质疑将军事情报能力外包给出价最高者的道德后果。今年9月初，在特拉维夫的一次采访中，8200部队的退伍军人、网络安全首席执行官G向我坦言：“我们真的不需要考虑这项工作的道德问题，我们当然不习惯这样。”“许多老兵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可以反对占领，但仍然向在刚果或其他地方活动的专制政权出售他们的技能，”人们继续为NSO这样的公司工作，G说，因为“他们在22岁时就获得了巨额薪水。”

情报部门的退伍军人也不习惯解析网络间谍活动的混乱伦理。情报部门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摆脱了战斗的道德窘境；技术技能被认为比军事行为在政治上更加中立。事实上，许多情报人员来自以色列社会的富裕和自由阶层，他们努力在情报部门工作，以避免执行诸如袭击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住宅的任务。据我在耶路撒冷喝咖啡时交谈过的8200部队的退伍军人M表示，情报机构“更像一个专业组织，更像一家初创企业，而不是军队。”士兵们享受着一个干净、装备齐全、福利充足的基地：每周放映《权力的游戏》（GameofThrones），与营利性行业领袖进行私人课程，定期在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里进行社交活动。正如M所说，所有这些福利“让人们更容易感觉‘我不服务于该职业，我只是为服务于该职业的人编写代码’”。

2021年7月21日，塞浦路斯尼科西亚，一名妇女正在查看以色列制造飞马间谍软件的网站。

网络间谍工作的列表遭到定期张贴，以至于它们看起来很平庸，广告宣传的是一种时髦的、高科技的富裕模式，令人向往，但又不出格。实际上，网络间谍公司与不那么邪恶的高科技部门提供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区别。在特拉维夫，私营化的监控公司就坐落在承载约会应用、游戏平台和生物医学成像设备的办公楼里。来自微软或WAZE的开发人员与来自BlackCube或NSO的开发人员出去喝酒。他们一起讨论职业压力，工作场所的戏剧性事件，以及战略性的职业发展。他们每天都在收集个人用户的数据，或找出操作系统中的纰漏，为客户生产更好的产品。当然，区别在于产品。

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熟悉以色列网络间谍行业的情报人员都认为，以色列闭塞的高科技领域文化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尤其是随着国际社会对NSO集团的愤怒在媒体上逐渐消失。“坏公司不会停止招募以色列人才，”前开发人员J向我保证，“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会继续被吸引到这项工作中去，因为工作提供的报酬和福利越来越好。从这一点来看，批评有点像背景噪音。”

校对：刘威